文艺评论丨主旋律电影《金刚川》“结构性研究”之一种
作者:  来源:新疆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发布日期:2021-10-12

主旋律电影《金刚川》“结构性研究”之一种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优秀影片展映展播

电影《金刚川》是2021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优秀影片展映展播作品”。作为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70周年的主旋律商业片,以及近年来国内为数不多的表现抗美援朝历史的战争大片,一经上映就引发了不小的关注。不少观众在观看后感受到了该片在其所呈现的抗美援朝历史片段中,进行的历史性书写和意识形态表达,在各大评分平台以及自媒体平台引发了热议。这里,从《金刚川》叙事文本的表达分析,用结构性研究之一种——“意识形态批评方法“来探讨这部以抗美援朝历史为主题的主旋律电影。

 一、主旋律电影的意识形态批评方法建构 

(一)意识形态批评方法与电影文本的关系概述 

意识形态,原属于哲学范畴,但在文艺批评领域,被称为“意识形态批评”的电影理论与实践,正如戴锦华教授讲的:是产生于20世纪60年代的最重要,也是最富于活力的电影理论与批评路径之一。它有效地将欧洲的马克思主义社会批判传统、后结构主义甚或电影的文本细读方式结合在一起,成为某种使电影批评介入社会现实变更的方式之一。阿尔都塞认为,电影作为映射社会现实,影像化表达意识形态的载体,并非毫无立场和偏见地复原物质现实,而是参与这种社会景观的建构,产生意识形态的影响,以期潜移默化地把个体同化,来进行社会形态再生产【1】 

(二)国内主旋律电影的意识形态批评方法建构要求 

1987 年,全国电影工作会议召开,以“突出主旋律、坚持多样化”作为今后电影发展的指导思想【2】。这是“主旋律”一词第一次被提出。随后,中共中央批准,成立“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影视创作领导小组”【3】。于是,国内主旋律电影在其诞生之初,就承担了建构国家形象,传播主流意识形态的功能,具有了特殊的题材选取特点和叙事语境,以彰示国家风貌与时代精神。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艺作出重要指示:“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 更有效地引导舆论、管理阵地、引领思想, 为新时代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凝聚共识, 提供理论保障和精神支持”。【4】 

《金刚川》作为抗美援朝电影战争片,在意识形态话语表达上,真实地展现中国人民志愿军的良好风貌,表现志愿军最终胜利的根本原因,在此框架内与基础上凝练出抗美援朝的精神内涵,给现实以启迪。基于上述,用“意识形态批评”的方法来分析电影的表述是最直接有效的手段。 

二、《金刚川》的叙事文本细读 

(一)多重限知视角与复现式表达 

电影文本上看,《金刚川》并没有按照传统类型片常用的以时间顺序来进行单线叙事,而是仅以一处场景和特定的时间来进行多重视点的复现式表达。导演管虎在采访中提到,从剧本创作到制作只有110天,完成这部电影的前提是不用线性讲故事的思维,而是空间思维上的构思。【5】整部电影分为四个章节,前三个章节依次以“士兵”“对手”(美军飞行员)和“高炮连”(关浩张飞等人)这三个限知视角来进行叙事。在其间穿插了空中和地面的交汇点,空中的飞机和喀秋莎等等作为一种符号来帮助观众梳理整个事件的发展脉络,达成了热奈特视角中,观众所知角度的事件还原。 

而最后一个章节命名为“桥”,是属于全知视角的展现,影片的时间最终延续交汇而达到高潮点以升华主题。此时以人力所托的桥便不再是单纯的物理空间,而是代表着拥有抗美援朝精神内涵的象征符号。在这样的故事行进中完成了“意识形态批评”意味的话语表达。 

(二)微观叙事与戏剧化人物塑造 

近年来的主旋律商业片更加注重宏大历史与微观叙事的有机结合,以小切口展现大背景,《红海行动》《战狼2》所表现的中国军队,《我和我的祖国》《我和我的家乡》的国庆献礼,皆是以一次或多次典型事件来反映整体风貌。在微观叙事下,故事的主人公也发生了从扁平化的英雄人物到个性化,“平凡”化人物的流变【6】,强调了个体生命的价值和缺陷,并在故事的行进中展现完整的成长型人物弧光。 

故事中的张飞是一个新晋的排长,看上去唯唯诺诺的性格让其对部下缺乏威信,在人物关系塑造中,他被贬为班长的师傅关浩则是拥有更多话语权的角色,在这样的人物关系下更容易形成戏剧冲突,在张飞的人物成长中有了更大的发挥空间。创作者在张飞的高潮戏份中也着重刻画了该角色最后的爆发,该场景下张译的演技也获得了电影观众的赞誉。 

通过戏剧化的人物关系和形象的塑造,使得该片消解了以往战争剧“神剧”化的倾向,在意识形态批评表达上更容易让观众信服和接受。 

 三、《金刚川》意识形态批评方法表达的得与失 

(一)非线性叙事与观众接受程度的探索 

通常在意识形态批评中,相比于“讲什么”,更看重“怎么讲”。电影本文的讲述与观众的接受程度挂钩。在管虎的访谈里,他认为该作品对于非线性叙事的处理上,在主观表达和商业接受的选择中更偏向于市场。导演的本意是打乱成更多的碎片以及取消字幕的提示,同时减少时空的交汇点,让观众自己在片中寻找时间线索,但考虑到创作时间和观众的接受程度,改成了四个章节,呈现结构明显的叙事。 

然而在映后各大电影评分平台的反馈上,《金刚川》以时间标记为目的的重复性镜头过多,和单一故事与相近视角的轮换播放则被观众所诟病。影片对观影观众过于友好使得观众的观看体验较为乏味,创作者和受众之间存在着较为明显的信息差。观影流畅度的下降影响了该电影在意识形态认知功能上的接受程度,会对电影隐性教育和宣传作用的充分发挥带来些影响。 

(二)真实细节与艺术构想的博弈 

2020年管虎的另一部主旋律战争片《八佰》中,对于真实战争场景的复原和刻画以及情感的意象化表达受到了广泛关注,在《金刚川》电影预告片宣传时期,网上便有了志愿军“三三制”的热议。而在上映之后,笔者在上文中提到的关浩与张飞的人物关系塑造则受到了各方面的热议。


片中关浩被贬为班长却不服从新晋班长的命令,谎报高炮的弹药,这在志愿军中是不允许的,这样的人物冲突在细节上并不是一个良好的示范,消弭了志愿军的纪律性组织性,同时在有关美军视角的表达里,美军军官违抗命令展现牛仔式的决斗,虽然因为队友的死亡给美军军官提供了人物动机,但是也显得过于艺术化和偶然性,消解了整场战斗的严肃与残酷。这些细节上的“瑕疵”是属于创作者在历史真实和艺术构想间的平衡摆布问题,在当前主旋律电影频出,观众爱国热情高涨的观影语境下,这些细节问题在电影意识形态批评方法上的争论显得较为突出。 

(三)以“口号”升华主题的创作惯性 

在影片第四章节的桥梁叙事中存在着明显的剧作漏洞,面对美军的多架轰炸机轰炸,桥梁并没有像之前三个阶段一样损毁,而在第二阶段的美军飞行员在桥边也并未作出相应举动。该片在影片的结尾有陷入“口号式”宣传之嫌。 

管虎在访谈中认为最后的章节是“诗意化”的表达,因为电影文本单就高炮打落飞机而言,对观众的情感冲击还不够,最后的升华也向“市场”做了倾斜。最后的段落虽然表达了志愿军不怕牺牲的精神,但在人桥所建构的视觉奇观中,情感的宣泄盖过了故事的逻辑,造成了自我意识的强制性流露。 

针对表达本身,片中个体英雄的无畏与牺牲和坚强的意志品质,故事行进中爱国主义情感的传递,以及遵循阳刚壮烈的崇高美学,强调英雄文化的激励作用7,都是延续了同类型主旋律的思想脉络的。体现志愿军高度的组织力和个人智慧转换为集体力量的表现稍有意未尽之感。通过关注未表现的“空白”,即有意被略过的视点、概念和事件,可以解析出电影本身所要表达的意识形态认知意图。从片尾所呈现的文本内容来看,创作者在传递抗美援朝精神内涵上还有更高级的空间去开拓。 

《金刚川》作为时隔多年电影市场上再度出现的有关抗美援朝的主旋律电影,对于国内主旋律战争片无疑是一种突破,在电影文本的表达上,创作者也在积极探索当代语境下的美学风格。在非线性叙事和人物关系塑造上于同类型电影中也有了一定的开拓。这部电影还有许多可分析之处,诸如艺术构想与真实细节,意识形态批评方法的隐性表达,导演主观意图和观众接受程度等议题,这也带给国内历史题材的主旋律战争片更大的空间去探索和突破。 

该篇反映的伟大的抗美援朝精神,对我们今天坚定信念、勠力同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十分重要的时代价值。伟大的抗美援朝战争淬炼的爱国主义精神,深刻地教育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华儿女,内化为中国人民的精神标识,是中国人民宝贵的精神财富,激励着中华儿女不畏牺牲,砥砺奋进,创造了一个又一个人间奇迹,谱写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道路上振奋人心的乐章。 

【参考文献】 

[1] [法]阿尔都塞《哲学与政治:阿尔都塞读本(下编)》[M],陈越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1:285. 

[2] 陆绍阳《主旋律影片的发展及其社会价值》[J],《艺术评论》,2007(10):36-37. 

[3] 白蔚,张晓茜《主旋律电影的意识形态传播策略:基于青年受众的研究视角》[J],《电影文学》,2020(16):8-12. 

[4] 任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观释读》[J],《求索》,2019(01):52-59. 

[5] 管虎,侯克明《“中国人不信神,但可以创造神迹”——<金刚川>导演管虎访谈》[J],《北京电影学院学报》,2020(11):58-66. 

[6] 苏安琪《主旋律电影中英雄人物的流变》[J],《戏剧之家》,2020(20):118-119. 

[7] 詹庆生《<金刚川>:抗美援朝电影的新突破与新挑战》[J],《电影艺术》,2020(06):59-61,162. 

作者董文强系东北农业大学艺术学硕士  

该文为黑龙江省文艺评论家协会文艺援疆项目,黑龙江省文艺评论家协会与新疆文艺评论家协会文化交流项目。

供稿:新疆文艺评论家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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