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民。庇护。哪怕是听习惯了，这两个词也绝不是看上去那么简单。我是去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傍晚抵达盖特威克机场的。我们这些人的故事有着相似的主题，离开熟悉的故土，来到陌生的地方，带着少许杂乱的行李，压抑着隐秘而含混不清的志向。 

对有些人而言，我也一样，那是我第一次坐飞机，也是第一次来到机场这么隆重的地方。我穿行在地下通道里，经过一排排座位和偌大的玻璃窗、路标和指示牌。我走得很慢，每到一个转角就焦急起来，直到看到一个新的指示牌才能缓解。我寻着指示牌来到护照审查岗前。“护照。”他说道。我在他面前站了太久，一副等着被发现等着被逮捕的样子。他的表情很严肃，尽管眼神很空洞。我先前受到叮嘱，不要说任何话，装作根本不会英语。我不确定那是为什么，但是我知道我该照做，因为那个告诫里有点鬼鬼的味道，那种无权无势之人的机灵小计谋。他们会问你的名字，你父亲的名字，以及你人生中所做的善事。什么都别说。 

当他第二遍说护照的时候，我才哆哆嗦嗦交了上去，唯恐被辱骂和威胁。我已经习惯了那些为了一点点小差池就朝你瞪眼，纯粹为享受操纵权力带来的快乐而戏弄你侮辱你的官员了。因此我期待着这位坐在岗台后的移民仆工会记录点什么，吼几嗓子或摇摇头，以幸运者打量哀求者那般自命不凡的灼人目光盯着我。可他翻了翻我那笑话般的证件后便抬起头来，眼中闪烁着压抑的喜悦，像是渔夫感觉到了鱼咬钩儿。没有入境签证。随后他拿起电话，对着那头说了好一阵儿。他脸上这会儿漾着微笑，让我去一旁等着。 

我低头站在那儿，因此没看见要带我去问话的人的到来。他叫着我的名字，在我抬起头来的时候对我笑了笑，是一种友善世故的微笑。他大步走在我前面，我一直看着他的超重体型。我们到达问询室时，他拽着衬衫，直喘粗气。他坐了下来，因为不舒服而变换着姿势。我想他正是那种困陷在自己不喜欢的形体里的人。我担心他的失调状态会波及我，而他只是再次笑了笑。 

我们所在之处是个没有窗户的小房间，水泥地面，我俩中间放着一张桌子，一条长凳沿墙摆着，刺眼的日光灯管照亮整个房间。他指着上衣上的工牌告诉我他叫凯文·埃德尔曼。愿老天保佑你身体健康，凯文·埃德尔曼。他又笑了笑。他常常笑，许是因为他看出我有多紧张，又或许是在他的工作流程里，拿来到他面前的人的不安找乐子是件不可避免的事。他拿着本黄纸笔记本，在上面写了一会儿，记下我护照上的名字，才开口对我说。 

“能请您给我看下您的机票吗？” 

机票，噢，对了。 

“我知道您有行李对吧？”他说道，用手指了指，“您的行李标签牌。” 

我装傻充愣。你或许用不着会说英语就知道机票的英文，但行李标签牌就显得太深奥了。 

“我会让人把您的行李取来。”他说道，并没动笔记本边上的机票。随后，他又笑了笑，不让自己在这个话题上费更多口舌。他有一张长脸，太阳穴有点儿肉肉的，笑的时候尤为明显。 

也许，他笑只是因为马上就能翻我的行李了。我想象这类审查中会有一些乐趣，就像是在尚未做好观看准备之前打量一个房间，它的平凡无奇尚未转变成叫人惊叹的景观。我保持安静，呼吸跟着他的呼吸，好能感觉出他心中怒火的来临。 

“寻求入境英国的理由？您是游客吗？来度假吗？有资金支持吗？您身上带钱了吗，先生？英镑？还是美元？您认识什么人能为您担保吗？有任何联系地址吗？之前有打算在英国期间和谁住在一起吗？噢，我去。您有家人在英国吗？您会说点英语吗，先生？我恐怕您的证件有问题，先生，我不得不拒绝让您入境。除非您能告诉我您的情况。您有什么帮助我了解您处境的文件吗？纸质文件，您有什么纸质文件吗？” 

他离开了房间，我老老实实地坐着，压抑住长舒一口气的冲动，开始从“145”倒数，那是刚才他跟我说话的时候我数到的数字。我克制自己，不去探身查看他的笔记本，我怀疑有人会从窥视孔里偷看我，监视如此这般显示罪错的举动。一定是那一刻的戏剧性让我生出这种想法。就好像什么人会在意我是在挖鼻孔还是在往肚子里藏钻石。他们迟早会知道他们需要知道的一切。他们有机器来做所有这些事。我被警告过。而且他们中的官员受过训练，能够识破我这种人所说的谎言，更别提他们还很有经验。所以我老老实实地坐着，安静地数着数，时不时闭上双眼，流露出苦恼、思考以及听天由命的迹象。想对我咋样就咋样吧，啊，凯文。 

他回来的时候带着我的行李，一只绿色的小布包，他把它放在长凳上。“您介意把它打开吗？”他说。我显得焦躁不安。我希望他，等着他，做详细的说明。他瞪了我一眼，指了指包，于是带着松了口气和明白了的微笑，我起身拉开拉链。他一件一件地拿出包里的东西，小心翼翼地把每件东西放到长凳上，似乎他是在打开什么精美物件的包装：两件衬衫（一件蓝色，一件黄色，都褪色了），三件白色T恤，一条棕色长裤，三条内裤，两双袜子，一件康祖长袍，两条沙鲁尼，一条毛巾，以及一只小木盒。取出最后一样物品的时候，他叹了口气，饶有兴致地拿在手中把玩着，然后闻了闻。“红木的？”他问道。当然，我什么都没说，一下子被一个摊开在那密不通风房间长凳上的人生所留下的种种微不足道的物件给触动了。摊开在那儿的，并非我的人生，不过是我挑选来作为我希望传达的故事的引子罢了。凯文·埃德尔曼打开那个盒子，看到里面的内容时吃了一惊。也许他期待里面是珠宝或者什么金贵东西，甚至毒品。 

“这是什么？”他问道，然后小心地闻了闻打开的盒子。几乎没有问的必要，因为盒子一打开，这间小屋子就充满了浓郁的香水味。“香熏。”他说，“是香熏，对吧？”他关上盒子，放回长凳上，疲倦的双眼闪烁着饶有兴味的亮光。他拿上笔记本又回到长凳边，一一记录下他摊在长凳上的脏旧物品。 

他回到桌边后，又写了好一会儿，已经写满两三页纸了，随后他放下笔向后靠去，身体微微缩了一下，那是椅背咬住了他疲惫的肩胛骨。他看起来对自己很是满意，几乎是兴高采烈。我能看出他就要宣读判决了，我无法压制内心涌起的沮丧和恐慌。 

“沙班先生，我不认识您，也完全不知道您来这儿的原因或是您这趟花费了多少钱，以及所有的一切。我为我必须要做的事感到遗憾，但我怕是不得不拒绝让您入境英国。您没有有效的入境签证，您没有资金，也没有任何担保人。我不认为您能听懂我说的这些话，不过我还是要在您护照上盖章之前告诉您这些。一旦我在您护照上盖了‘拒绝入境’的戳子，在您下次尝试入境英国时会自动被遣返，当然了，除非您有适当的文件。您能听懂我说的吗？不，我不认为您能。我很抱歉，尽管如此我们还有这些正规手续要办。我们会尝试找到会说您的语言的人，他们会为您解释这一切。同时，我们会把您送上最近一班有空位的，和您飞来英国同一家航空公司的飞机，送您回到出发地。”他翻动着我的护照，想找到一张干净的空页，然后拿起他第一次回来时放在桌子上的小戳子。 

“难民。”我说，“庇护。” 

他抬起头来，我低下了头。他发怒了。“原来你会说英语啊。”他说道，“沙班先生，你一直在耍我啊。” 

“难民。”我重复道，“庇护。”我说这些的时候抬起头来，又开始说第三遍，但是凯文·埃德尔曼打断了我。他深深吸了两口气，显然是在努力控制自己的情绪，此刻他只恨没有一个控制杆，好让他掀开我身下的地板。 

“沙班先生，您会说英语吗？”他问道，声音又柔和了起来，语气也尽可能变软。也许会吧， 也许又不会，我正忙着重新跟上他呼吸的节奏。 

“难民。”我指着自己的胸膛说，“庇护。” 

他咧嘴对我笑笑，像是我在迫害他。他疲惫地叹口气，缓缓点了点头，又咯咯地暗笑起来。他的做派让我感觉到自己是他正在审问的一个又烦人又蠢的囚犯。时不时在某个小细节上令他沮丧。我提醒自己要提防他的突然袭击。一定是这狭小的房间和他奸诈的礼貌让我感觉自己是一个囚犯，这会儿我们彼此心知肚明，我是竭力要进来，他是竭力要拒我于门外。他疲倦地翻看着我的护照，我又一次感觉自己是一个无趣的讨厌鬼，给通情达理的人带来不必要的麻烦和不便。然后，他又一次把我撇在屋子里，自己找人商量去了。 

我知道他会发现英国政府已经做出决定，虽然我还不太清楚其中的原因，如果从我所在国家来的人声称自己人身受到了威胁，他们就有资格申请庇护。英国想向国际社会展示我国政府对自己的国民构成危险，这早已是尽人皆知的事儿。但是时代变了，如今国际社会的每一个成员都不得不表明立场，不再寄望那些泛滥于干裂热带稀树草原上的无法无天、争斗不休的乌合之众能够建立起理性秩序。真的受够了。我们政府所干的，不是比过去更糟吗？他们当着国际观察员的面操控选举，伪造数据，而过去他们只是囚禁、强奸、杀害和折磨自己的国民。正是因为这类违法乱纪的行为，英国政府才向任何声称自己人身受到威胁的人提供庇护。这是表达强烈谴责的一种便宜的方式，我们没多少人，只是一个相对穷的小岛，只有寥寥无几的人能弄到机票钱。有那么几十个年轻人干成功了，他们逼迫父母和亲戚拿出他们偷藏的积蓄，果不其然，他们抵达伦敦后就作为担心人身安全而寻求庇护的人准予入境了。我，也一样，担心自己人身安全有好几年了，不过只是到最近担心才上升到危机的程度。因此，当我听说那些小伙子被允许入境了，就决定也来跑一趟。 

我知道凯文·埃德尔曼几分钟之内就会手拿一个和之前不同的戳子回来，而我随后会去拘留所或是其他什么地方待着，除非英国政府在我飞来的途中改变了主意，认定这个玩笑开得太久了。并没有，因为几分钟后凯文·埃德尔曼回来了，脸上阴晴不定很是好笑，还有一种挫败感。我看得出来，他终究是不会把我送上返程的飞机了。 

“沙班先生，您为什么还要这么做呢，都这把年纪了？”他说着，笨拙地坐下来，一副难过的样子，眉头紧锁，随后他靠到椅背上，缓慢地活动着肩膀。“您的人身到底受到了多大的威胁？您意识到自己在干什么吗？我可告诉您，不论是谁劝您这么做的，他可不是在帮您。您甚至都不会说这里的话，可能一辈子都不会说。上了年纪的人学会一门新的语言，太少见了。您知道吗？您的申请可能需要很多年才能受理，那之后不管怎么说还是可能会被遣返的。没人会为您提供工作。您会感到孤独，又可怜又穷，等您生病了这里不会有人照顾您。您为什么不能在自己的国家好好待着，安安宁宁地养老呢？庇护这东西吧，是年轻人的游戏，那可是在欧洲找工作寻求发达啊诸如此类的，不是吗？这里面没有道义，只有贪婪，并非担心人身和安全，就是贪婪。沙班先生，您这把年纪的人应该更明白道理啊。” 

到什么年纪就不该再担心你的人身安全呢？或者就不再想要没有恐惧地生活？他怎么知道我身处的危险会比那些他们允许入境的年轻人小呢？再说，为什么想过更好更安全的生活就成了不道德了呢？为什么那就成了贪婪和游戏呢？不过，他的关切还是触动了我，我真想打破沉默，告诉他不必担心。我不是昨天才生下来的，我知道如何照顾好自己。好心的先生，就请在那个护照上盖章吧，再把我送到某个安全的拘留所去。我把头低了下去，以防万一他们这些人的警觉性会揭露我能听懂他的话。 

“沙班先生，看看您自己，看看您带来的这些东西。”他说道，明显很恼丧，伸出一只胳膊朝向我那些日用物件。“如果您留下来，这就是您的全部家当。您指望你能在这找到什么啊？我掏心窝子告诉您，我的父母就是难民，罗马尼亚来的，可惜时间不允许不然我会好好跟您说说，不过我想说的是，我知道背井离乡生活在别的地方的感受。我知道作为外来人和穷人有多么艰难，因为这就是他们来这里所经历的，我还知道他们能得到什么回报。可我的父母是欧洲人，他们有权利，他们是那个大家庭的一员。沙班先生，看看您自己吧，和您说这些我也很难受，因为您听不懂这些，我他妈是多么希望您能听懂啊。您这样的人涌到这里来，完全不考虑会带来怎样的伤害。您不属于这里，您不会珍惜任何我们所珍视的东西，您没有世世代代为它们付出代价，我们不想要您留在这里。我们会让您的生活变得艰难，会让您遭受种种屈辱，或许还会对您暴力相向。沙班先生，您为什么想要留在这儿？” 

再坚硬的血肉之躯也会化解，融化，消解成一滴露水。我的呼吸与他的保持一致不是难事，一直到最后，因为大部分时间里他说话的声音平和又平常，就像是在背诵条款。埃德尔曼，那是个德国姓氏吗？还是犹太姓氏？或是编造出来的？化作一滴露水，护符。欧洲主人的姓氏，懂得它的价值观，且为此付出了几辈人的代价的主人。可是，全世界早已为欧洲的价值观付出过代价了，即使大多数时候只是付出再付出，并未享受它们。就把我想成是欧洲随身带走的那些物品中的一件吧。你还记得没完没了带去欧洲的物品清单吗，因为它们太脆弱太精致不能留在本地人笨拙又粗率的手中？我也脆弱又珍贵，是一件神圣的作品，太精致了不能留在当地人的手中，所以现在你最好把我带走。我想说些这样的话，毫无疑问我没有那么做。我是个寻求庇护的人，头一回来到欧洲，头一回来到机场，虽说不是头一回接受审问。我知道沉默的意义和言语的危险。 

说到屈辱和暴力嘛，我也只能冒冒险了——虽说没有很多地方能让你躲过头一个，第二个也会莫名其妙地冲你来。至于又老又穷的时候有没有人照顾嘛，最好别对那种慰藉抱太多指望。啊，凯文啊，愿你人生总一帆风顺，愿你在户外决不会被冰雹砸中。愿你不会对这个求告的人丧失耐心，愿你足够好心能在我那笑话护照上盖上那个戳子，让我嗅一嗅欧洲世世代代的价值观，真主在上。我的膀胱急需释放。当然，我没敢说出来，尽管那时确是实情。沉默带来了意想不到的不舒服。 

他继续说着，又是皱眉头，又是摇头，但我不再听了。我呆呆地盯着我的护照。他停了下来，快速翻着我的护照，用夹在他指间的那枚好戳子。然后，他想到了什么，笑了笑。他回到我的包前，拿出了那个盒子。他再次打开，嗅了嗅。“这是什么？”他问道，对着我皱起了眉头，“沙班先生，这是什么？是薰香吗？”他把盒子朝我递过来之前狠狠地闻了一下。“这是什么？”他问道，透着安抚，“很熟悉的味道，是一种薰香，对吧？” 

也许他是犹太人吧。我目光呆滞地回头看着，然后低下了头。我本可以告诉他那是沉香，我们也本可以开开心心地聊聊他年轻时候的一些庆典仪式，也许，还是在他父母还指望他去参加礼拜和宗教节日的时候。但那样的话他就不会给我的护照盖戳子了，还会让我详细交代在那干裂热带稀树草原上那么点小旮旯里，我的人身安全怎么就处在危险之中的，甚至还可能因为我假装不会说英语而把我铐上遣返的飞机。因此我没有告诉他那是最上等的高棉沉香，我三十多年前弄到的那一批货就剩这么点了，在我开始这全新的人生之旅时不忍撇下它。当我再次抬起头来，我发现他可能会把它从我身边偷走。 

“我们必须检测一下这个东西。”他说道，微笑着，等待了好一会儿想看看我是不是听懂了，然后带着盒子回到桌边，把它放在他身边挨着黄色笔记本的地方，又拽了拽衬衫。 

* * * 

高棉沉香：它的香味每每不是时候地无端飘到我跟前，就像一个声音的片段，或是我挚爱之人的手搭在我脖子上的那段回忆。我曾经每一个开心的日子都会准备一个香炉，带着它在屋子里走来走去，挥手把薰香的香雾扇到屋子最深处的角落里，测踱着一路走来让我拥有如此美妙之物所经历的颠簸周折，沉浸在它们所带来的欢愉中——一手端着香炉，一手托着盛满沉香的黄铜盘子。沉香木，ud-al-qamari，月亮木。我曾经就是这么理解这个词的意思的，但供给我那批货的人跟我解释说，qamari（月亮）其实是柬埔寨Khmer（高棉语）Qimari的变体，因为那里是全世界少数几个正宗沉香木的产地之一。沉香是一种树脂，只有在沉香树被真菌感染时才可形成。一株健康的沉香树毫无用处，被感染过的沉香树却能产出这种美妙的香料。又一个那谁谁谁的小反讽。 

我是从一个乘着季风来到我们这旮旯的商人那里买到高棉沉香的。他和其他数以千计的商人从阿拉伯国家、波斯湾、印度以及非洲之角来到这里。他们每年这样做生意已经持续至少有一千年了。每年的最后几个月里，横跨印度洋的海风平稳地吹向非洲海岸，那里的洋流责无旁贷地提供了一条通往港口的通道。然后，来年的头几个月，海风掉头原路返回，时刻准备送商人们速速回家。 

这一切精确到仿佛是设计好的，海风和洋流只会到达从索马里南部延伸到位于后来称作莫桑比克海峡北端的索法拉一带海岸线。这段海岸线的南边，洋流变得凶狠且冰冷，偏离航线越过此处的船只从此便绝无音讯。索法拉的南部是一片无法穿越的海域，那里有奇怪的迷雾和一英里宽的漩涡，巨型刺魟会在死寂的夜里泛着冷光浮出海面，怪异的乌贼群使海平线模糊不清。 

一段时间之后，散落在非洲海岸的这些小城镇最终发现自己是向内陆延伸数百英里浩瀚地区的一部分。那片领地遍布着他们一直以为低他们一等的人，而那些人，一旦时机到来，便及时回报他们的美意。后来这些海滨小城遭遇了众多权利被剥夺的事，其中就有禁止季风贸易。年末的那几个月里，再也见不到一艘挨着一艘林立在港口的船队，见不到泛着船上废物油花的海面，见不到街道上挤满了做买卖的索马里人、阿拉伯人和信德人。他们为点小事便拳脚相向，夜里在露天空地上扎营，欢歌笑语，或相互叫喊着污言秽语。那之后的一两年里，少了他们的街道和空地一片寂静，尤其是当我们感觉到缺少了那些他们曾带过来的物品：印度酥油和口香糖，布料和锻工粗劣的饰品，家畜和腌鱼，椰枣，烟草，香水，玫瑰水，熏香，各色各样的奇妙物什。不过，我们很快就把它们淡忘了，因为就我们独立后头几年过上的新生活而言，它们变得不可想象。 

* * * 

不过，这个故事说的是我从他手里得到沉香的那个商人。我不知道谁会听到这个故事，所以我就这么讲了。他名叫侯赛因，是位来自巴林的波斯人，每回他被误认为是阿拉伯人或印度人时，他都会立马这么提醒人家。他属于比较富裕的那种商人，穿着那种波斯湾式淡奶油色绣花康祖长袍，总是干干净净的，喷着香水 ，彬彬有礼到无懈可击。季风商人们通常可不是这样的。他的礼貌像是天生的，是种禀赋，把各种形式和礼节诠释成某种抽象而富有诗意的东西。他做的是香水和熏香生意，加上他的彬彬有礼、富有和油头粉面，让他看上去油滑且虚头巴脑。出于某些原因，他和我交了朋友。不是说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要和我交朋友，但侯赛因并非那种会主动宣布这种事的人，而我也怕自己显得太自大经不起揣测。 

那是一九六零年前后。我是新近才开始做生意的，公开做生意。我之前几年一直在兼职做点小生意，我的本职工作是财政部的一名行政职员。不过，英国人同样也不会容忍政府职员私下里做生意，尤其是涉及金融部门。既然机会来到了我的面前，我只好被迫转入地下了。一九五八年，我父亲去世了，他给我留下了足够的钱让我能靠做生意为生。 

商场人生是残酷的人生，冷酷无情，随时遭受误解和流言。我刚起步的时候并不知道这些。后来我的继母也去世了，我怀着本分的敬意高规格地安葬了她。当我遇到侯赛因的时候，我三十一岁，刚刚痛失家父，跟着继母又离我而去，我独自住在一栋舒适的房子里，那么殷实的家产落到我的头上，便遭到许多人嫉恨。有人开始嚼舌根了，这就是实力增长的标志吧，至少我是这么认为的。我沉浸在虚荣里，看不见周遭慢慢逼近的怨恨。 

多年以前，英国当局真够好心的，把我从一群渴望接受更多他们那种教育的本地学童中挑了出来，虽然我不认为我们这群学生全都知道自己渴望的是什么。是学习，我们敬畏的或是先知教导我们去敬畏的某种东西，但是这种学习有种魅力，某种与如何活在现代社会有关的东西。 

我想我们私下里也很钦佩英国人的勇气，离开家乡大老远跑到我们这里，那么自信满满的样子发号施令，懂得那么多怎么做要紧事情的门道：治病，开飞机，拍电影。从他们的书里我读到了对我们历史不那么体面的描述，正因为不体面，倒显得比我们自己糊弄自己的那些故事要真实。我读到了折磨我们的那些疾病，读到了摆在我们面前的未来，读到了我们居住的世界和我们在其中的地位。就像是他们把我们回炉重塑了，而且是以各种让我们无处说理只能接受的方式。他们告诉我们，我们的故事是那么完整、那么可信。我不认为这种讲法是别有用心，因为我看他们自己也深信不疑。他们就是那么理解我们，那么理解他们自己的，在我们所生活的强势现实里没什么能让我们去质疑的机会。在他们掌管我们之前，我们自己所描述的故事像是中世纪的，富有奇幻色彩，属于无法和他们匹敌的不同知识体系。那还是我回想到孩提时的情形，才意识到事情似乎就是这个样子。在学校里，可不会有什么时间或根本就没时间去接受那些别样的故事，只是他们传授给我们的实在知识在有序积累，用他们提供给我们的书，用他们教给我们的语言。 

最终，故事还是绽开了一个个漏洞，袭击之下节节溃败，败退无可避免了。不过，那并不是故事的结局。苏伊士战争还是爆发了，在刚果和乌干达出现了惨无人道的行径，一些小地方实施了凄惨的放血疗法。因此，和我们可能会施加于自己身上的种种暴行相比，英国人似乎非但没拿我们怎么样，反倒显得行了善。不过，他们的善也不是没有讽刺意味。他们在课堂上对我们说反抗暴政如何的高尚，然后就实行了日落后的宵禁，或以妨碍治安罪把写宣传单的人关进监狱。无所谓了，他们确实抽干了脏水，改良了下水管道系统，带来了疫苗和无线电。他们最后的离开似乎太突然了。 

不管怎样吧，在那年我们有四个人得到了去坎帕拉的马凯雷雷大学的奖学金。我十八岁，如今想来我当时是多么幸运啊，能有机会睁开两眼从那个角度来看我们自己——孱弱又褴褛。 

* * * 

说回侯赛因。一九六○年的海风和顺平稳，几十艘满载货物的船只悉数安全进港，无一失落在海上，无一被迫返航。那年的收成也好，贸易做得红红火火，几乎没发生一起船运公司间往常偶尔爆发的争斗。侯赛因来到了我开的家具店里。 

那也不能算是家新店，就是把我父亲的哈尔瓦酥糖店改造了一下，重新刷了油漆，重装了电灯，卖起家具和其他的漂亮物件。尽管费了很多力气，热酥油的味道还是久久不能散去，在我意志消沉的时候这家店看上去和我父亲卖小碟子装哈尔瓦酥糖的昏暗地窖没什么区别。然而，我知道区别还是有的，导致我意志消沉的只是懦弱而已，再说人总难免会有消沉的时候。我知道自己的店看起来时髦且昂贵，我摆在店里的展示品不言自明。家具和地图，漂亮的精致的物件。 

我雇了两位细木工，他们待在店后面的工棚里，按客户订单制作物件：衣柜，沙发，床。不过，真正有赚头的，还得靠从打包拍卖来的家私里挑出的值钱的东西和古董。一只交趾或特里凡得琅产的小小檀木橱，所带来的无论是愉悦还是钱财，远胜过一仓库红木和华而不实玻璃门板做的傻大油亮新家具。倘若必须修修补补的话，我都亲力亲为——起初大多靠瞎估摸，不过顾客懂得比我还少，也就无伤大雅了。 

我的顾客是谁？买古董和精致物件的，都是欧洲游客和英国殖民者。往返南非和欧洲的城堡航运公司邮轮会在我们这里停靠一天。也有其他航运公司的，只是城堡公司是很规律的每周两班，往返各一班。下船之后，这些游客就落到官方认证的导游手里，这些导游为赚取佣金，带过很多这样的游客到我店里。他们是我最好最受欢迎的顾客了，虽说我也会和法国荷兰领事馆官员做点小生意。有一回，不列颠专员“海上统领”本尊，差遣一位代理人来看一面镜子的品相，纯银凸点镜框是上个世纪马六甲制造的。可惜的是，价格超过了他的接受范围。我提到价格的时候，他派来的那个部下噘起红润的嘴唇，心烦意乱的样子，厌恶地捋了捋漂亮的头发，像是我要价太高了。他拖着重重的步子走了几个来回，鼓胀着发烫的腮帮子，自顾自说着“太吓人了，太吓人了”，等着我去顺从海军上将的权利，答应他的报价，可我只是周到地笑笑，不再听他说话了。任何了解马六甲的人都知道它的价值，一个子儿也少不了。 

并不是说我的同国人就欣赏不了这些东西的美。我把最美的物件陈列在店里，人们也会进来看看，赞叹一番。只是他们不会买，也买不起，受不了我要的价钱。他们没有我那些欧洲顾客那般痴迷的需求——世上美好的东西都想得到，好带回家里归他们所有，作为他们有教养和开阔胸怀的象征，和他们非凡阅历和征服数不清干枯稀树草原的奖杯。换个时间的话，那位不列颠专员的手下就不会被这个纯银凸点镜框马六甲镜子的价格吓到的，尤其是当我告诉了他这东西全世界已经没剩几个了。他就会按他的价格买下来，或者干脆不给钱，作为一项征服的权利，作为我们在他们心目中相对价值的体现。这就像凯文·埃德尔曼拿我的高棉沉香盒摩来挲去的情形。我何尝不懂得那种欲望。 

侯赛因走进店里的时候我认出了他，一个高大的男人，一副世故的样子，不会认错的。我的脑海里冒出许多词儿：波斯人，巴林人，巴斯拉人，哈伦·拉希德人，辛巴达，还有很多。我跟他不熟，不过我在街上和清真寺见过他。他用阿拉伯语跟我说话，向我致意，问候我的健康，祝愿我生意兴隆，也许稍微有点过头了。我为我那充其量只算得上勉强的阿拉伯语道歉，用斯瓦希里语跟他谈起来。他苦笑着，说：“Ah swahil, Ni- naweza kidogo kidogo tu。”斯瓦希里语，我只会一点点，就一点点。随后他用英语跟我攀谈起来倒是让我吃了一惊。说英语意味着上过学，而上过学的人是不会成为季风商人的，整日里跟灰头土脸的话痨子、粗胳膊和肿耳朵们混在一起，乘坐窄小又邋遢的三角帆船东奔西颠。 

他坐在我让给他的椅子上，抚摸着他深黑色的小胡子，微笑着，等着我邀请他谈谈他的生意。他听说过我的店，他说，听说过我有不少好东西。他想找个送朋友的礼物，精致又迷人的那种。 

“送朋友的家人。”他说。 

我理解他这句话的意思是他要送礼物给一位女士，也许是他生意上的朋友的妻子，也许不是。我带他看了看，他起先被一个可能是用来装刺客匕首的细长乌木盒给吸引住了。随后，他在一个刻着拱门和轮子图案的圆形柚木橱前停了下来。但是，我已然看出他的眼神飘向了一张乌木的三脚矮桌，每条桌脚都呈现精致的曲线，表面高度抛光，哪怕隔得很远都能看到它闪烁的光芒。在那之前，他在一套放在银托盘里的绿色凹槽高脚杯前看了很久，用一根手指摸着镀金的杯口，赞叹不已。“太漂亮了，”他喃喃道，“太精美了。” 

“还有这个。”他说。当我们来到那张乌木桌前，我知道他想要了。 

“这个小东西吗？”我问道。在我说出价格的时候他礼貌地笑了笑，然后点点头。我们回去坐下来，开始就价格问题友好地交换意见。过了好一会儿，显然我们相差太远根本无法达成一致，侯赛因放下这个话题，开始谈起别的什么事，我记不得是什么事了。随意交换着对那张漂亮桌子的看法，互相欣赏着彼此表达出的客套和礼节，我们就这么成了朋友。也许我们还在彼此用英语交谈中获得了某种愉悦。 

白天的某个时点，侯赛因肯定会走进店里，察看那张他所谓的我的桌子是不是还在，然后落坐下来开始聊天。时不时会有别的什么人来到店里，打发打发时间，传递和收集消息，谈点生意。侯赛因不会参与交谈，耳朵却是尽力一句不落地跟上谈话。这些谈话没什么煞有介事的内容，侯赛因还是听得专心致志，要是有什么他特别不想错过的话题，他还会寻求我的帮助。如果店里没有其他人的话，他会靠在椅子上坐着，右脚踝盘到左大腿下，给自己卷上一支烟，开始谈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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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侯赛因在非洲的第三趟季风贸易。他的祖父贾法尔·穆萨曾是位传奇商人。贾法尔大部分时间都生活在马来亚和暹罗，孩提时就去那儿跟他父亲熟识的一位波斯商人做学徒。波斯商人和阿拉伯商人在马来亚做生意已经好几百年了，而哈德拉毛商人在七世纪就把伊斯兰的教义带了过来。伊斯兰教传遍了马来亚，结果导致了穆斯林自治州的建立。十六世纪，葡萄牙人和荷兰人前来征服了这里，并掌管着，然而直到十九世纪五十年代英国人大摇大摆开进来的时候，马来亚穆斯林自治州的权力才最终化为泡影。这些都和侯赛因的故事有着牵连。 

侯赛因祖父刚来到马来亚，他的努力便得到了上天的恩宠，年纪轻轻就发了财。鼎盛时期，他经营各种生意，运营好几艘在亚洲海域航行的船只。这巨大的繁荣正好发生在欧洲人尤其是英国人牢牢掌控世界的时代。他们想要得到鸦片、橡胶、锡、木材、香料，他们还要不受任何干扰得到这一切。有千万条理由想象得到，他们会把在所有别的地方用过的手段也用在了这里。于是，贾法尔颇识时务，雇佣了欧洲人来当他船只的船长，以及办公室里的职员。通过这样或那样的骗术，他成功地让外人看来是他的欧洲雇员在管理他，他是受他那些足智多谋仆人操纵的傀儡，少了他们他的生意就会垮掉。乍一看，这是家欧洲公司，但实际上贾法尔·穆萨待在办公室后面他自己的老木屋里，计算着上帝对他事业的恩宠，暗地里谋划着新的风险项目。他商船的贸易范围南至苏拉威西，东至Qimari，也就是高棉，西至巴林。静悄悄地，他看着那些咄咄逼人的欧洲公司一家家破产，他们风度翩翩的船长和船员相继成了自杀的主儿和混码头的小偷小摸。当然也不是所有公司都倒闭了，不过数目还是挺鼓舞人心的，不久之后，人们无法不留意到贾法尔·穆萨已然是马来亚一位最富有的商人了。 

对他来说那是个极其危险的时刻，他非常清楚这一点。英国人在尽可能地到处干涉，充满干劲地渗透进当地政府有序的混乱中，问着刨根挖底的问题，写报告，清除乱象，强制推行领事、居民和海关相关的规章制度，通过掌管一切看来能从中能捞到一两分钱的事情来建立起秩序。这不就轮到这个富有的波斯商人了，英国人坚称他是阿拉伯商人，传闻和猜测将他渲染得比实际上富有太多太多了，对他的妒忌把他塑造成了一个传奇又无情的阴谋家，一个暴君、奴隶主、养群妾者、猥亵男童者，耍手腕操控本该由更应得的人经手的贸易。没人当贾法尔的面说这些，但他知道这些都是欧洲人信口开河的胡说，他也知道他们有多希望这是真的。他从为他工作的欧洲人眼中看到了某种东西，让他猜出他们发觉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难以不去嘲笑他，尽管他们的态度还是一副谄媚且得体的样子。 

贾法尔·穆萨膝下有一儿两女，他们都生于马来亚，是他和已故至爱玛利亚姆·库法的孩子。愿上帝怜悯她的灵魂。他的两个女儿泽纳布和阿吉扎在这些事件之前就已经体面地嫁人了，随各自的丈夫住在孟买和希拉兹，两人的丈夫也都是贾法尔远房亲戚的孩子。贾法尔·穆萨出于本能，打算在英国人的贪婪失去控制之前开始谨慎地实施蒙骗之术撤出马来亚。他可以把生意转到孟买和希拉兹的女儿们名下，根据事态发展让女婿们主持大局。 

他的儿子雷扎不同意。多年来，他一直为父亲的阴谋诡计所烦恼。“如果他们想打仗，我们就开打吧。”他这么跟父亲说。他们应该放弃那些傲慢的狗，转而雇佣马来人、印度人和阿拉伯人，然后尽可能地进行割喉似的贸易。自成年以来一直做着残酷贸易的贾法尔·穆萨，为儿子的愤怒感到震惊和苦恼。我们讨论的可不是什么村子里的苏丹，而是世界的统治者。他劝诱儿子，告诉他他们的处境，直到最后仍坚持自己的想法。雷扎忠诚地服从了，却并非心悦诚服，依然翻涌着对那种不公正的怒气。 

一八九九年那年，贾法尔遭受了中风。他当时正在别墅楼上宽阔的游廊里走着，赶着去散步，他总会在下午的时候绕着他那美丽的花园散步，突然他的心脏病发作了。他的园丁阿卜杜勒拉扎克，那个总是在向晚的时候给花浇水，总是在那儿等着主人出现好表扬他、吩咐他，把这样的交流看成是一天工作高潮时刻的人，这个时候正为妻子采摘茉莉花，乜斜起半只眼睛望着从商人卧室延伸出来的游廊。他看见贾法尔·穆萨蜷起身子朝一边倒了下去，愣愣地站了好一会儿，仿佛看见了世界的末日。园丁跑上楼，叫喊着寻求帮助，他在抛光的柚木台阶上滑了一跤，擦伤了小腿。他把商人紧紧搂在怀里，摇晃着，仿佛他还是个孩子，他叫喊着让人过来帮帮忙。没人过来。这个时分，别墅的这一侧不会有人来。这里是他的花园露台，曾是他和心爱的玛利亚姆·库法共度傍晚的头几个小时，同她聊天或听她朗诵的地方，是在她去世前他们还住在这里的时候，他女儿和他们一起唱歌、欢笑和说话的地方。雷扎年少些的时候，也会和他们坐在一起。自从他们离开之后，没人会到别墅的这个地方来了，除了园丁，但他也不会这个时间来。就这样，贾法尔·穆萨，那个传奇的阿拉伯贸易商，死在了园丁阿卜杜勒拉扎克的怀里，园丁的脸上满是泪水、鼻涕和鲜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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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怕是在领着偌大的送葬队伍的时候，我父亲雷扎仍在谋划着改变。”侯赛因说道，“毫无希望了，不出我祖父所料，他失去了事业。在一九○○年的某个时候，他尽快赶走了他的欧洲雇员，之后却找不到一个人接受他的工作。他们都太怕英国人了。那个时候所有的苏丹都已接受了英国的保护关系。我父亲雷扎不得不支付大笔赔偿金，相当大笔的，给所有被他赶走的船长和经理，以及所有一直在等着收货运货的公司。他们让他在法庭上支付。保险公司拒绝为他理赔。海关的人搜查了所有的东西，把一切都耽搁下来，控告他行贿。那有可能是真的。他或许认为那就是他们想要的。” 

“他二十来岁，想着自己和其他人一样厉害，然而并不是。总之是没有那些欧洲人厉害。他们扼杀了他，事业就这么毁了。”他甚至无法从本地渠道得到贷款，更别提高高在上有权有势的英国人了。一九一○年以后整个马来亚都是他们的了，甚至包括北方诸省，就在那十年里，我祖父那么手腕用尽建立起来的大型公司都不值一提了，尽管并没有负债。避免欠债是我父亲的一种执念。到最后他被迫考虑卖掉别墅和那漂亮的花园。那个园丁，到这个时候还一直维持着花园的美丽。之后，当别墅出售的时候，所有那些关于我祖父的流言又卷土重来了——奴隶主、罪犯，等等等等。只是这一次，他们添加了他操了园丁，请原谅我的用词，这就是他何以被发现死在他的怀里。我父亲是时候该离开了，远离这些如此不知羞耻扒下他脸皮的人的丑陋嘴脸。 

这就是雷扎说给他儿子侯赛因听的故事，有时也会说给其他想了解他在马来亚度过的时光的人，但这可不是他喜欢谈论的事。讲这个故事让他愤怒，有时候其中的不公正会让他潸然泪下。那不是一个好故事，尤其对一个儿子而言，对那些商人而言，他们是雷扎在巴林有交往的人。他丧失了父亲那么辛勤积累下来的财富，还是在那么一个偏远的地方。 

贾法尔·穆萨实现了每个商人梦寐以求的理想。他圆满写就了一个商人带着市井物品远赴异地求得兴隆和尊重的传奇。雷扎的不幸是每位商人的梦魇：在精明和奉献了一辈子之后，儿子居然会丢失一切。侯赛因告诉我之后，我也是那么想的。甚至当雷扎一出现在故事里，我就暗自心说他会失去一切的。 

好吧，他也不是完全失去了一切。他从烂摊子里拿回了足够多的东西让他能在巴林重新开张，从暹罗、马来亚和东边更远的地方进口香水、熏香和布料。巴林那时和那么多的已知世界一样，也被英国所统治，只是他们那儿的政府真是一摊烂泥。对他们而言，巴林只是个可以袭击敌人和为船只加燃料的地方。而那些在巴林以外的地方做了好几百年生意的波斯商人、阿拉伯商人和印度商人，一个个都那么诡计多端，怎会被堂皇的蔑视所轻易吓倒。不管怎么说，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他们发现石油之前，除了进口贸易，那里也没什么值得争斗的——没有锡、橡胶、黄金，或者任何那些能从地里掘出来并带到欧洲去的有价值的东西。 

总之，他去了巴林之后便得到了上天眷顾，就像他父亲在马来亚那样，虽说并非以同样令人惊叹的方式。对土耳其人的战争没有对他造成伤害，反倒只有好处。随着成千上万令人厌恶的英国和印度军队由此经过去往伊拉克战场，给这里带来了生意。就在战争结束不久的一九一八年，他结婚了。承蒙神恩，在侯赛因降生前，他得到了三个女儿。人们整天从他店里进进出出，不论是来买东西卖东西或是在令人陶醉的气味中坐坐聊聊天，一准总会受到欢迎。他的孩子们在店周围转悠，得到所有人的溺爱和赞美，他们也以一种早熟的镇静接受着人们的宠爱。 

“他爱自己的孩子们。”侯赛因说道，眼里因这段回忆闪烁着泪光。“他们也爱他。他对此非常……动感情，似乎他希望每一个人也都爱他们。” 

在侯赛因十岁的时候，雷扎决定去趟马来亚，去了结一下还留在那里的一点生意，重访一番故地，还要去让所有在乎的人看看发生在他身上的最终也不全都是坏事。他带上侯赛因，作为降临在他身上的好运的证明，同时也好让侯赛因见见世面，开始学点处世之道。整个旅途花了四个月——乘坐海轮，做做生意，观观光，访访友，在朋友家住住。 

他们甚至还去了曼谷，雷扎曾经和他父亲的代理人一同在曼谷住过几个月，那是他们的业务出状况之前的事了。那时的曼谷还是个平静、美丽的港口小镇，有着运河和林荫大道，不是它后来成为的热闹的大城市。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聚集于此：中国人，印度人，阿拉伯人，欧洲人。对侯赛因而言那是一段不可思议的旅程，一段难以置信的旅行，那段时光的画面一生都留在他的脑海里。尽管他是当故事说给我听的，它们也留在了我的脑海里，此后从未离去。直到今天，我还想象得出他所描绘的从那个皇家岛屿上一座寺庙的庭院走过的情形；想象得出他口中那古朴的宁静和寺庙穹顶那逼人的威严。来这里之后我见过一张那座寺庙的照片，却一点能没能展示出侯赛因所描述的那种美。 

在曼谷的时候，他父亲以很好的价格收了一批最上乘的柬埔寨产高棉沉香，并将其运回了巴林。就是他，侯赛因的父亲，解释说ud-al-qamari是ud-al-qimari变体的。他们回到巴林不久日本战争就开始了，此后七八年里再也买不到沉香了，因此雷扎靠着那批货赚了好一阵子。 

“我还有一些。”侯赛因说道，见我如此沉浸在旅行和沉香的故事里，笑了。就在这时我才意识到，这个狡猾的侯赛因还在为那个乌木桌子讨价还价。他快速瞥了一眼桌子，给了我一个友善的、心照不宣的神情。 

他再来的时候带了一个红木小盒子，里面装着最美妙的高棉沉香，我三生有幸闻到了它的香味。在我商店所在马路对面那位咖啡商人的帮助下，他贡献了几块火光闪烁的炭火，侯赛因备好一个香炉，使我们呼吸的空气中充满了芳香。路过的人纷纷停下脚步，走进店来，在泛着火光的香炉边坐下。对面的咖啡商人站在台阶上，一个劲地说着，“Mashaallah, mashaallah（天哪，天哪），真是太美妙了。我能给您送点咖啡去吗，maulan（先生）？”他的感激之情并非是传达给我的，因为是我毁掉了他的生活。尽人皆知，吃哈尔瓦酥糖的时候少不了端杯咖啡在手，因此当我关掉酥糖店生意的时候我也就——按他的说法，割了他的喉咙。我“谋杀”了他。但是此刻，就连他也走进店里坐了下来，和我们其他人呼吸着相同的芳香空气。我想我能在这浓稠的香气中捕捉到那些遥远地方的气味，虽然说起来还是侯赛因用他的故事帮我把两者绑到了一起，而我早已全然被它们折服了。 

毫无疑问，侯赛因最终得到了他的乌木桌子。 

我俩说好了，他用现金支付我要价的一半，至于剩下的，他给我一包二十磅装的高棉沉香。他很大方，要不就是我讨价还价的本领比我自以为的要强。他把那个小盒子送我当礼物，就是凯文·埃德尔曼从我手里夺走的那个小盒子，连同侯赛因和他父亲在战争爆发前一年从曼谷买回的最后一点高棉沉香。那个盒子我随身带着，作为告别了的人生的全部行装，我此后人生的供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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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文·埃德尔曼，这个欧洲的守门人，欧洲大家庭后院果园的看守，正是从这同一个门曾经放出整批整群的人去蚕食世界，如今我们一路灰头土脸来到这门前乞求进入。 

难民。庇护。发发慈悲。 

刊于《西部》2022年第2期